ESG評級分歧與審計師選擇

摘要：在“雙碳”目標和高質量發展背景下，ESG已成為投資者決策時的重要依據，但不同機構對公司的ESG評級存在顯著差異。本文以2018—2022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檢驗了ESG評級分歧對審計師選擇的影響及作用機理。研究發現，ESG評級分歧越大，公司越傾向選聘高質量審計師，在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結論依然成立。進一步研究發現，ESG評級分歧主要通過經營風險、代理沖突與外部關注的渠道促使公司選擇高質量審計師，且當公司處于弱勢的信息環境中時，兩者之間的關系更顯著。

關鍵詞：ESG評級分歧 經營風險 代理沖突 外部關注 審計師選擇

環境、社會、治理（簡稱ESG）發展理念有助于推動企業追求低碳發展，為實現全球“雙碳”目標做出貢獻。ESG發展理念離不開ESG評級機構的支持。ESG評級機構作為第三方評級機構，對企業的ESG表現做出評級，為投資者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但不同評級機構的評級標準與評級體系有所不同，導致對同一企業的評級存在明顯的差異。以美的集團為例，2021年被華證指數評為“B”，被商道融綠評為“B-”，被盟浪評為“A+”，被中財綠金院評為D+，該評級存在明顯分歧。國外學者對比了7種國際主流ESG評級的數據，ESG評級機構的兩兩平均相關系數僅為0.45（Brandon等，2021）。ESG評級分歧不僅給投資者帶來了困惑，無法有效指導其投資決策，監管機構也對巨大分歧表示擔憂，成為阻礙ESG投資的關鍵因素之一。如何降低ESG評級分歧給企業帶來的負面影響是企業在可持續發展中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在傳統的信用評級與分析師預測中，企業披露更多的信息能緩解信息不對稱，增加企業透明度，因此產生的分歧會更小（王雄元等，2017）。而ESG評級不同于信用評級與分析師預測，由于我國對多數領域的ESG相關信息披露尚不具有強制性，企業對于ESG信息大多數為主觀披露。基于社會認知理論，對于不同的信息集或同一信息集不同的信息解釋會產生一定的分歧（Cookson和Niessner，2020），因此更多的ESG信息披露增加了不同ESG評級機構可能使用不同的指標來評估公司在同一問題上表現的可能性，從而導致更大的評級分歧（Christensen等，2022）。已有研究發現，存在ESG評級分歧的企業不僅具有較高的股票收益風險，其未來出現“漂綠”行為的概率也越大（Brandon等，2021），且ESG評級機構之間的評級分歧無法為投資者提供增量信息，進而提高了被評級企業的股價同步性（劉向強等，2023）。現有文獻雖然廣泛地考察了ESG評級分歧對企業績效、公司治理及股票市場的影響，但尚未涉及ESG評級分歧對審計師選擇的影響研究。

目前，有些企業以ESG表現與管理層薪酬掛鉤的制度增加了管理層機會主義行為，進一步加劇了企業的代理問題（Cohen等，2023）。企業如何通過有效外部治理機制來緩解ESG評級分歧對企業的負面影響，聘請高質量審計師則是應對措施之一。獨立審計是資本市場及公司治理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聘請高質量審計師能夠作為一種信號傳遞機制，向資本市場傳遞企業積極治理ESG評級分歧的信號，降低企業的內外部信息不對稱。此外，高質量審計師也能通過自身的能力搜集更充分的審計證據和執行更恰當的審計程序，降低管理層“漂綠”的機會主義行為，緩解企業選擇股東與管理層的代理沖突。基于此，本文將從審計師行為的視角，搜集了2018—2022年四家大型評級機構的ESG評級，考察ESG評級分歧如何影響市場反應進而作用于公司的行為決策。

ESG評級分歧的相關研究。目前較多學者聚焦于企業ESG表現的經濟后果研究。在企業財務特征方面，良好的ESG表現不僅能夠降低企業資本成本進而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謝紅軍和呂雪，2022），還能提高企業財務績效與企業價值（王雙進等，2022）。在公司治理方面，ESG表現通過減少代理問題增強了家族企業的長期導向動機，通過緩解融資約束提高了家族企業的長期導向能力（羅進輝等，2023）。在資本市場方面，良好ESG表現會影響投資者持股偏好（周方召等，2020），獲取較高的債券信用評級。

盡管ESG評級的使用越來越廣泛，但不同的ESG評級機構對同一主體的評級存在重大分歧。ESG評級分歧的現象不僅影響投資者判斷，而且會對企業收益、融資成本、股票價格等產生不利影響（Brandon等，2021）。已有學者發現ESG評級分歧不僅導致企業更不易獲得外部融資，更多依賴企業的內部資金（Christensen等，2022），還會影響風險收益權衡、社會和經濟福利（Avramov等，2022）。另外，在評級分歧維度方面，Hu等（2023）研究發現環境評級分歧會增加企業未來“漂綠”行為的概率。因此，ESG評級分歧的存在對企業、投資者以及資本市場而言都至關重要。

審計師選擇的影響因素研究。目前學者集中于審計師選擇的內外部因素研究。在內部因素方面，公司特征、代理成本、董事會性別差異與非正式層級等均是審計師選擇的決定因素（王紅建和陳松，2022；Lai等，2017；馬東山等，2020），當企業為國有企業時，政治、經濟等外部因素會促使企業選擇更高質量的審計師（程博等，2017；Habib等，2019）。在外部因素方面，地區腐敗程度、國際化程度與資本市場開放程度等因素均會影響企業對審計師的選擇（吳曉暉等，2017；Tsao等，2017；陳麗蓉等，2021）。在審計師個人特征方面，因為審計過程高度依賴審計師個人的職業判斷，具有行業專長的審計師不僅能抑制客戶應計與真實盈余管理行為（范經華等，2013；），也有助于提高客戶信息披露質量，且能緩解管理層信息環境的不確定性（Bae等，2017）。當企業面臨的外部不確定因素較高時，企業更傾向選擇行業專長的審計師向資本市場進行信號傳遞，以提高自身的市場競爭地位。

（一）描述性統計與分析

表2列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表2可以看出，解釋變量ESG評級分歧的最小值為0.460，最大值為3.403，平均值為1.978，該結果可以說明，樣本公司的ESG評級均存在一定的分歧，初步說明了本文的研究意義與研究價值，其他控制變量的結果如表2所示，與現有文獻中上市公司的特征描述保持一致。

（二）主回歸分析

本文實證檢驗了ESG評級分歧對審計師選擇的影響，結果如表3所示。

表3中的列

表2描述性統計

（1）至（3）分別匯報了不同情況下ESG評級分歧的影響，從表3的結果來看，列（1）是ESG評級分歧與審計師選擇的回歸結果，MSA的系數為0.009，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列（2）控制了行業和年度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MSA的系數為0.008，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列（3）是加入了全部的控制變量，并控制了行業和年度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MSA的系數為0.007，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列（1）至（3）結果均表明企業的ESG評級分歧與審計師選擇之間存在正向顯著關系，即ESG評級分歧較大時，企業會傾向選聘更具高質量的審計師，支持假設H。

（三）穩健性檢驗

1.更換解釋變量（ESGSD）。本文參考馬文杰和余伯健（2023）的方法，對商道融綠和羅素的ESG評分進行Z值標準化處理（減去各自評分的均值，再除以各自評分的標準差），使用標準化處理后的商道融綠與羅素的ESG評分之差來衡量 ESG評級機構對企業的評級分歧。結果如表4列（1）所示，與前文結論一致。

2.更換被解釋變量（MSA）。本文使用行業市場份額法，基于審計上市公司審計費用計算的注冊會計師行業專長來替換被解釋變量，進一步考察ESG評級分歧對審計師選擇的影響，結果如表4列（2）所示，與前文結論一致。

3.排他性解釋。本文考慮到ESG評級分歧對管理層的行為決策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即企業對其做出反應的周期可能較長，因此將ESG評級分歧滯后一期來考察ESG評級分歧對審計師選擇的影響，結果如表4列（3）所示，與預期結論一致。

4.傾向得分匹配法（PSM）。為了控制內生性問題，本文利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將具有ESG評級分歧與不具有ESG評級分歧公司之間進行配對，本文根據公司規模、資產負債率、總資產凈利潤率、現金流比率、董事人數、賬面市值比、總資產周轉率、產權性質、公司上市年限、審計意見、事務所類型等公司的特征來估計每個公司選擇審計師的傾向得分，并采用1：1無放回匹配方式，實現測試組與控制組公司之間的配對。結果如表4列（4）所示，與前文結論一致。

表4穩健性檢驗

表5機制分析

考慮反向因果問題。前文的研究結論可能會存在反向因果關系。本文認為，由于獨立審計只對企業的財務報告進行鑒證，無需對企業的ESG信息進行審計，且我國ESG審計還處于發展初期，審計師無法通過鑒證財務報告而降低ESG評級分歧。另外，ESG評級機構的分析師獲取信息的途徑更偏向于私人渠道獲取私有信息，公開披露的財務信息對分析師而言可用性較小，即審計師對財務信息所提供的合理保證也無法影響到評級機構分析師對企業ESG表現的判斷。為了盡可能緩解這一反向因果關系對研究結論潛在的內生影響，本文參考劉斌和汪川琳（2023）的做法，采用審計師變更作為因變量，考察ESG評級分歧對審計師選擇的影響，基于此，本文構建了回歸模型如公式（3）所示：

其中，Switch代表審計師變更，具體定義為公司本年聘用的審計師行業專長大于上一年聘用的審計師行業專長，取值為1，否則取0，其余變量均為上文一致。

表4報告了模型（3）的回歸結果，第（5）列中，ESGSD的系數在5%的水平顯著為正，說明ESG評級分歧較大的企業，由“低質量審計師”轉聘“高質量審計師”的可能性顯著增加，換言之，ESG評級分歧促使企業更多地選擇高質量審計師，本文的研究結論依然保持穩健。

（二）基于內外部信息環境差異分析

前文分析表明ESG評級分歧增加了企業的經營風險、代理沖突、外部關注，進而傾向選聘更高質量的審計師。那么這種選擇傾向是否會受到企業內外部信息環境的影響呢，本文將進一步從內外部信息環境差異考慮兩者之間的關系。

內部信息環境差異分析。管理層ESG信息環境可能影響ESG評級分歧在企業審計師選擇中的作用。ESG評級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管理層披露信息不規范（張云齊等，2023），因此，ESG評級分歧較大意味著管理層ESG相關信息環境受限，管理層更有需求與意愿向外部審計師獲取增量信息來降低ESG信息收集和整合成本，進而降低冗余信息的干擾，規范披露ESG相關信息。因此，當公司的管理層的信息環境較差時，會更有意愿選聘用更高質量的審計師來緩解自身的信息劣勢。本文預期在管理層ESG信息環境較差時，ESG評級分歧與審計師選擇的正向關系更加顯著，參考李姝等（2021）的研究，采用年報中管理層討論與分析（MD&A）中提及與ESG有關信息的次數，近似刻畫管理層ESG信息環境的演變。本文通過近義詞辨析的方法構建了ESG詞庫，并統計MD&A中與ESG相關詞匯的詞頻，值越大，表明管理層的ESG信息環境較為良好，若該指標高于或者等于行業和年度中位數時，定義為優信息環境，反之為劣信息環境。結果如表6列（1）至（2）所示，在管理層處于劣勢的ESG信息環境中，ESGSD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因此，在管理層的ESG信息環境較差時，更有意愿聘請高質量審計師。

表6基于內外部信息環境差異分析

外部信息環境差異分析。企業外部的ESG信息環境可能影響ESG評級分歧在企業審計師選擇中的作用。若外部ESG信息環境較差，即外部投資者對企業的ESG信息了解較少，ESG評級分歧的存在不僅會加大企業與外部信息使用者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同時加劇了企業的資本成本，使企業更傾向選聘高質量審計師來緩解外部劣勢的信息環境給企業帶來的負面影響。2023年，國務院國資委辦公廳印發《關于轉發<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專項報告編制研究>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助力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專項報告編制工作，以落實《提高中央企業控股上市公司質量工作方案》中提出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專項報告披露“全覆蓋”要求，對央企統籌協調資源利用、加強重點行業綠色指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完善的環境信息披露正是協助進行全體央企推進“雙碳”轉型工作的重要環節。因此，相較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外部ESG信息環境較為良好，本文將產權性質作為外部信息環境的代理變量。結果如表6列（3）至（4）所示，當企業產權性質為非國有時，ESGSD與MSA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因此，在非國有企業中，其外部ESG信息環境較差，企業更有意愿聘請高質量審計師。

來源：《中國注冊會計師》